引言
学者们从19世纪的这些冲突中研究出了“公民型民族”和“族裔型民族”的区别。前者代表的是一个在一定领土范围内的法律、制度及公民身份共同体，而族裔型民族则被总结为一个血缘相近的共同体，根植于语言、族裔和文化。法国被认为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化身，它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激发；而德国则被视为族裔民族主义的典型，它浸淫在“民族”这一浪漫主义概念之中。
这种将公民型民族和族裔型民族一分为二的做法近来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例如俾斯麦以前的德意志就在城市和地区一级上拥有强烈的公民认同感——属于“年以前欧洲城市公民身份”这一悠久传统，而就连19世纪法国民族建构进程的核心也是强制进行文化同化，将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和德语等其他语言铲除掉。但“公民”和“族裔”的区分仍然有意义，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分类，而是点出一张光谱的两端。
近来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英国的案例。这些研究利用了广泛的史料——既有政府和法律档案，又有中世纪编年史等传统文本，似乎表明到13世纪末在“英语书面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英格兰’不仅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也是生活在其上人们自豪感的源泉和英格兰人及其共同利益的有力象征”。对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他者”的优越感强化了这种观念——在正式名称上将“英格兰王国”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凸显了这一点。
苏格兰算是个例外，它被承认为另一个王国，特别是挪威的残余势力在13世纪被从奥克尼群岛、赫布里底群岛和西部群岛上消灭了。在法律上，英格兰民族身份首先是被定义为生于英格兰王国，进而被定义为生于英格兰人——可以说是出生地和亲缘关系的双螺旋结合。用法律术语讲，“中世纪英格兰对民族身份的定义结合了出生地原则和血统原则的因素”。
到了年，不列颠群岛上4个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清晰可见了。至少在政治精英和识字阶层中，每个国家都拥有作为独特族群的强烈身份认同感。这种身份认同既可以通过与其他族群的区别消极地表达，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某些明显特点表达——即便这些特点有时候并不太能说清楚。年，一名心力交瘁的英格兰官员宣称：“威尔士人就是威尔士人。”
但这4个族群之间也存在一个差别。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族群和王权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形成了英格兰人的王国和苏格兰人的王国，而一旦它们统一，它们就可以按照领土成为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但在威尔士和爱尔兰并非如此。它们的政权依然分裂，一直都“非常明显是由两个族群组成的国家”：在威尔士是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在爱尔兰是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
换句话说，“原住民与移民、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存在一条断层线。那种族群和政权一致的情况是苏格兰，特别是英格兰所特有的。但中世纪清晰的“英格兰”观念与古代残留的“不列颠”观念间存在矛盾——后者源自布鲁图斯的建国神话，据说他的王国在他死后一分为三。许多书写早期历史的编年史家用“不列颠”一词来指代整座岛，但中世纪后期的材料也常常这么来使用“英格兰”。
西部和北部边境——威尔士边区和苏格兰边境总在变动，加剧了这种定义上的问题，但在南部并非如此，多佛尔常常被称为王国的最南端。因此到了14世纪，一种明确的英格兰身份认同感已经存在，这种认同感“不可避免地与在‘英格兰’居住联系起来”——尽管“英格兰”的具体范围仍然悬而未决。中世纪“不列颠群岛”的力量平衡随着英格兰君主的更迭而起起伏伏。亨利一世、亨利二世和爱德华一世这样的强势国王逐渐将王权扩张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
而在王权式微或内战时期，例如斯蒂芬、约翰和爱德华二世时期，英格兰扩张的浪潮就退却了。不过英格兰霸权扩张的大体趋势还是很清晰的。英格兰国家无休止的扩张欲望被人称为“帝国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一种强烈的“教化”使命感。“就像哈布斯堡帝国里的德意志人和俄罗斯帝国里的俄国人，英格兰人认为自己拥有更大的实体和事业，他们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意义。”
英格兰的霸权的范围由英格兰王权和苏格兰王权界定。但它的重心是由盎格鲁-诺曼诸王建立的英格兰王位所确定的，它“将英格兰低地确立为不列颠全境的主要权力中心”。君主权威的轴线“一边是伦敦和温切斯特，另一边是鲁昂和卡昂”。因此，即便是在中世纪，“英格兰”就在定义不列颠，而“欧洲”也同样如此。百年战争让英格兰的权力中心和政策焦点都固定在南边的轴线上。
而之后的内乱玫瑰战争又牵制并削弱了王权和贵族。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的扩张才卷土重来。其中主要的催化因素是国王的“大事”——他一心想要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并迎娶安妮·博林，希望能诞下男性子嗣。由于教宗克莱门特七世不批准离婚，亨利的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便炮制了一部《限制向罗马上诉法》，并于年通过。这为立法让亨利成为教会的“最高元首”提供了基础，从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
但这部法律也有重要的领土意义，因为其序言中所宣称的“充分、完整、彻底的权力”是基于一个没有文件证明的大胆主张，即“根据各种各样的古代信史和编年史，英格兰王国显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并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由一个最高元首和国王统治”。亨利在法国的领土野心被挫败后，在不列颠群岛扩张这个“至高无上的王权”成了他的主要对外政策。
年，英格兰议会通过的两部法律，将英格兰的法律和地方政府强加于威尔士，并让威尔士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获得席位。到亨利八世统治末年，爱尔兰已基本上处于英格兰的控制之下。在年《限制向罗马上诉法》的基础上，年的一部新法律宣布英格兰国王也是爱尔兰国王，不再以教宗赐予的封建“爱尔兰领主”的身份行使权威。
而在16世纪40年代对苏格兰的战争重新爆发后，英格兰国王的笔杆子也主张苏格兰王位应该归他们所有，他们还援引布鲁图斯大一统王国的古代传说来为自己重建“大不列颠”的努力背书。在亨利狂热的新教徒儿子爱德华六世短暂在位期间，合并的企图同样有推进宗教改革事业的意思，教化使命可以吸引一些苏格兰新教徒的支持，后者想为“粗鲁野蛮”的高地人“带去声誉与文明”，并将“苏格兰忠于教宗的可耻迷信”铲除掉。
这一将文明等同于新教的主线在英格兰帝国扩张过程中反复出现，不管是在不列颠群岛还是在五洲四海。“爱德华时刻”转瞬即逝，这位年轻的国王不到16岁就驾崩了，他的异母姐姐玛丽的继位标志着英格兰转向“罗马”以及亲西班牙的大陆外交政策。但玛丽自己命也不长，她在年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而“皇帝轮流做”的游戏现在又将英格兰彻底地扭回不列颠新教的模式中。
之后即位的伊丽莎白一世在位长达45年，在此期间，不仅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成为定局，苏格兰还在年之后发起了激烈的加尔文派宗教改革，切断了与天主教法国之间的“古老同盟”。英格兰和苏格兰相向而行，令那些主张由一个不列颠君主来统治这个新教岛国的人大受鼓舞，例如在笔下盛赞“大不列颠，现在被称为英格兰”的学者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伊丽莎白的心腹谋臣威廉·塞西尔更是如此。
结语
塞西尔一生热爱地图，他对不列颠群岛的形状和相互联系有着独特的全局感，认为在战略上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巩固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并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宗教改革是他不列颠战略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为了确保各个王国的宗教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