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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黑天鹅”事件，一下子将西方制度危机暴露无遗。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高悬在西方*坛的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理念——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通的欧洲大市场建设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其结果是，欧盟机构“不受待见”，再国家化成为趋势。美国则上演了两个总统的闹剧：特朗普上台前，就对奥巴马的内*外交指手画脚，摆出一副将美国*策推翻重来的架势。
如果说前几年的危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都在倒逼和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那么欧洲核心区选举以及极右翼和反体制**的崛起，则正在终结欧洲多元文化社会，冲击欧盟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动摇欧洲现代*治文明成果。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华盛顿*治海啸，更让美国失去西方和世界领袖的地位。
何以至此？本文从大历史—中观历史—近历史三大历史维度，剖析西方制度危机的根源。
一、民主悖论折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
从大历史看，人类进入大转型、大风险时期，西方制度缺乏真正的革新，难以适应世界之变。英国国防部报告《～全球战略趋势》认为，年之前的世界都处于转型期，未来数十年要面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短缺、意识形态复苏等，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法治、民主、人权，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或不足、或过度、或异化，总体边际效用日益递减。精英脱离群众，助长了民粹主义盛行，直接源头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陷入穷途末路。民主悖论即是典型写照。
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治的无奈。说自信，因为欧洲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经历了各种*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之涤荡，最终选择了民主制度，这是欧洲*治自信心与制度优越感的源泉。欧盟议会的资深议员菲利普·赫尔佐格早在年写的《为了欧洲民主的宣言》一书中就指出，欧盟诸国各不相同，但由于“共同的价值观”才走到一起。他说：“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首先是基督教，接着是文化启蒙，尤其是对民主的发明。”说无奈，一是因为民主制度只能避免最坏，无法追求最好。二是因为时过境迁，这个世界不再是西方一枝独秀了。欧洲目前的困境，对此做了再好不过的诠释。
如今，由于全球化的飞镖效应，以及中国的崛起及其承载的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的连续性最强的古老文明的复兴，民主越来越呈现“坏”的一面。欧洲的境况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缩影。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只是因为有祖上留下的家产，还可以继续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美国的情形同样如此，特朗普在获得共和*提名大会上直接喊出“不要*治正确性”的口号。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治能力。西方应该好好考虑对自己的*治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全面走衰的趋势恐无法逆转。
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俯拾皆是。民主成为西方向外输出*治休克疗法、造成*治混乱的催化剂。
概括起来，西方民主存在三大悖论：
一是民主与生俱来的悖论——三元悖论。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
二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悖论：名与实的悖论。经过几百年来的运作，西方民主游戏化，甚至异化了，以民主之名背离民主之实。西方民主异化有三种形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功利主义。
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多元一体的悖论。全球化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导致西方的民主话语权旁落，只是出于*治正确性而高喊民主，而实际上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如今，不是民主解构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构民主，以至于西方领导人纷纷感慨——多元社会已经失败，多元与一体无法合一。
美国热衷于民主输出，是造成民主悖论的罪魁祸首。欧洲为此遭受阿拉伯之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不可承受之重。美国的民主悖论，尤其表现于基督教悖论，秉承民主—专制的二分法思维，行自以为是的民主霸权。
今天，欧美债务危机重重，就与民主的副作用脱不了干系。在欧洲，工人们要生活得舒舒服服，但不愿意付出辛劳，要资本主义的同时又要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国试图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最终走向破产。
任何*府要有效治理国家，必须具备治国的能力，并掌握足够的*策工具。治国的首要能力是领导能力，而不是取悦民众的能力。一言以蔽之，西方民主的一大弊端是民粹和平庸，民选*府以民调治国，无法再担负领导的角色。一味迎合民众欲求的结果，是国家福利主义的重担最终压垮了国家财*。
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见解。他说：“民主制度已变成了一种不真实的、依靠传媒出名且毫无自信的、完全变成短期的制度。”
二、西方金融海啸演变为西方*治海啸
从中观历史看，世界迄今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反全球化、反一体化现象，制度危机的经济基础在动摇。年金融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影响和欧盟随后采取的大范围财*紧缩*策，进一步加深了普通大众对精英决策层的不满，间接给予了民粹主义者更大的*治空间。
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遗憾地指出：欧盟现在散发出的历史气息，正如一个已过正午、即将进入漫长的相对停滞的帝国。好在欧洲并没有外部威胁，这要归功于西方上一代人在冷战中取得的胜利。出生率、国防开支、债券价格、福利开支对比财富创造，所有这些历史学家用以衡量帝国运数的数据都显示：欧洲气数已尽。
的确，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以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高企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社会和*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问题首先出在经济。欧央行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年间，欧元区家庭财富下降了10%，其中资产价格下滑是财富下降的主要原因。最穷的5%的家庭因债务而资产为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强化了财富“不平等”信息，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相应的攻击口实。
邱吉尔曾这样定义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意味着当有人在早上六点敲你门的时候，你知道这是送奶人。”换言之，民主意味着确定性和小康。如今，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西方民主不得不受牵连。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策却有共同的货币*策，这是欧债危机产生的重要体制性根源。
全球化的双刃剑对经济竞争力萎靡不振的欧洲表现尤为明显，青年失业率一直停留在四分之一的高位（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更高），即是明证。全球化助推了欧洲人的失落感。许多劳动者眼睁睁看着就业岗位流向海外，他们对下一代的生活持悲观态度。据皮尤中心调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60%以上的选民认为其子女的处境会比他们更糟。在日渐崛起的民粹主义*治家看来，解决办法是改弦易辙。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等人坚称全球化是“一种极权形式”，并主张停用欧元和加大*府干预大公司事务的力度。
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西式全球化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走向终结。精英*治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导致全民公投盛行。当欧洲民众被剥夺感强烈——国家主权被剥夺，自身权利被剥夺，再国家化就成为流行口号，欧洲化就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出现“三反五反”现象：反精英*治、反穆斯林、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反全球化。
数十年来，老牌的中右翼和中左翼**在一些西方国家分享权力，并保持了欧洲稳定。如今，来自各个阵营、难以捉摸的新**把他们推到了一边。越来越多的*界人士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人们对经济剥夺的忧虑，欧洲*坛的版图和*治生态，正在经历激烈变动。欧洲国家的*治不再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而是对全球化敞开大门的自由主义与主张社会封闭的反自由主义的对立。
三、穆斯林移民考验西方认同
移民、宗教、一体化交织在一起，考验着欧洲的身份认同。自年中东、北非的穆斯林难民大举涌进欧洲以来，欧盟没有迅速拿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和行动，任由难民问题发展成难民危机；再加上近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和移民犯罪事件在欧洲公众中引发了不安全感，民粹主义因此获得了更强的号召力。
欧洲越来越多地将问题归咎于移民，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考虑改变人口趋势以及目前全欧洲对待移民的态度，欧洲就将走向慢性自杀，因为以目前的人口出生率，欧洲能够劳动的年轻人口将越来越少，为了维持没有劳动能力和日益老龄化人口的社会开支将越来越大。
穆斯林移民为何大规模涌入西方？根本原因在于妇女革命、工业化等带来的低生育率，造成对外来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强烈的个人主义，又导致家庭易于解体。在今天的法国，离婚率超过50%，非婚生子女数量竟然超过了婚生子女。普遍的晚婚、低结婚率、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养育孩子成本过高，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少子化现象十分严重。西方的福利*策与自由开放，又鼓励了使用同一语言的前殖民国家的人民前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法语国家民众进入欧洲，在法国、比利时法语区生活，填补了欧洲人生育率低下而社会福利奇高的漏洞，然而也给社会认同造成极大冲击，酿成“殖民孽债”。当欧洲国家在享受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现代文明成果时，穆斯林妇女则在欧洲大量生孩子，通过领取生育补助金维持生活，并转正自己的身份。
那么，大量外来移民为何无法融入西方社会呢？近年来，从马德里铁路“3·11”爆炸事件、伦敦地铁“7·7”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挪威枪击事件和《查理周刊》事件，这一系列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移民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在从内部摧毁西方。有学者指出，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是以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先后断言，“建立多元社会的努力失败了”。
可以说，欧洲的穆斯林问题已成为欧洲多元社会的阿克琉斯之踵。按照西方人权、自由的原则，穆斯林有权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行事。改造穆斯林，使之符合欧洲文化，这大概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不改造，听之任之，随着穆斯林人口比例增加，文明冲突的问题更大。如果有一天，欧洲穆斯林在压力下抱团了，并组织一场跨国、泛欧洲的穆斯林*治运动，那时该怎么办？
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感慨，“正如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在如今的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应抛开傲慢与偏见，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的挑战，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治制度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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