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碰撞
本报评论员
时言平
7月16日，微博认证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的易延友教授，在针对目前备受舆论关注的一起强奸案发表意见时称：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且随后修正：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法学专家易延友的这种观点，迅速掀起舆论波澜。多数公众认为，易延友的观点是轻佻的、逻辑是荒唐的，是在人人平等的法律面前将人划等级、贴标签，是对受害者尊严的二度伤害。更多人认为，即便是卖春讨生活的失足妇女，也该无差别的享有公民安全、自由、人格尊严不被侵犯的权利。
当然，这种观点也不乏支持者：资深评论员李铁认为“从实质正义上来说，强奸妓女与强奸良家妇女，对被害人的伤害程度大不同”；调查王甘霖则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猜疑受害者“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借势炒作自己，反正他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良家妇女，不值得同情”；而有些人则搬出电影《金陵十三钗》来试图论证，牺牲妓女等群体，要比牺牲女学生等“良家妇女”付出的社会代价更小。
深以为，在个体生命、尊严、权利未受到普遍敬畏之前，这样的价值缠斗注定难解难分。而这场争辩，背后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碰撞甚至对立。类似碰撞和对立，也是处于价值混沌和迷茫时代必然出现的局面。当然，讨论这一切的前提，是易延友及其拥护者们的意见，乃其价值观念的真实体现。
以易延友为代表的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者们，他们总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和冰冷的逻辑来看待一切。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将个体放置于整个社会，其存在的价值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可以衡量和计算的：强奸无疑是损伤社会正义的，但强奸失足妇女与强奸良家妇女相比，强奸失足妇女对于社会正义的危害似乎要小些。人在他们眼中，是产生社会价值的生产工具。事实上，由这种工具理性产生的争议不在少数：比如大学生救掏粪工死亡值不值，名校高材生卖肉是不是社会的损失。而这样的工具理性思维，在工业文明主导和功利思维笼罩的时代，有风行之势。
而对于更多正视人本、信仰公平正义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工具理性无疑是冷血的。甚至乎，这种理性的膨胀或将发展为工具理性霸权，渐渐使得理性工具退化为支配、控制自然和人的力量。它站在技术和效率的高度俯视众生，人之平等享有的自由、尊严往往被漠视和肢解。在工具理性的挤压下，社会渐渐变得冷漠，公共情怀和人文道德变得稀薄。须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多元的道德、情感和文化，构成了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便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
诚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需要工具理性，比如程序正义必须作为司法公正实现的前提；而从文明进步来看，人文彰显又离不开价值理性，人类生存的世界不可或缺温情和悲悯，更不可放逐人性。过度迷信工具理性，人将成为工具；而过分依赖价值理性，则很容易导致失序。那么这两种理性该如何交融，理应是公平正义机制建立应该思索和探讨的命题。
解放人和解放人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缠斗和碰撞下的这起强奸案，是解剖这个时代的典型标本。它代表的，或正是转型期社会的价值迷惘和对话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