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社会矛盾是再改革动力
本报徐伟 实习生巫秋君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问时，提出中国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 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 ，并重申*治改革的重要性。此番关于改革的表态，与民间对改革的吁求相呼应。两会前后，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提出了 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纲要 ，在上引起不少关注。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改革蓝图，即从民生*策抓起，保障民权，在公民社会逐渐培育成型后，进行司法体制、新闻体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终实现转型目标。对改革的动力问题，于建嵘亦不悲观，他认为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社会矛盾正是继续改革的动力所在。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时代周报：您最近在上提出 于氏 改革路线图，勾勒出您心目中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和*治发展的路径，能不能详细分享一下您的想法？于建嵘：我研判的未来十年 改革路线图 是从十八大开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以民生*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2年，以*改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转型。之所以以2016年为分界线，是因为2016年是县级*府选举之年，我们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该有所突破。在第一阶段，首先要调整基本的民生*策，包括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其次，要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市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法官任命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与错案追究，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再次，要保障新闻言论自由。实现*务信息公开，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禁止因言获罪。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做到规范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第二阶段主要做到两点：一是实行县级*改，具体而言，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化和专职化；实现县行*长官差额选举；将乡镇一级*府改为派出机构。二是开放社会，包括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以及制定**法，开放社会*治组织。时代周报： 路线图 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还要配上时间表？于建嵘：因为我发现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社会的*府改革，悲观弥漫。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对改革的方向存在误解，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改革看成是国家宏观的、大面的改革，而实际上是要搞清楚中国改革的方向性的问题。路该怎么走？既然方向已经确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这条道路，要给人民以信心，分阶段达到目标。*治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也不只是执*者的决心问题，而是一个方向和路径问题。现在都说要改，问题是往哪个方向改，具体从哪里入手。实际上，根据现在的*治和经济形势，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之争，提出具体的*改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向社会鲜明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可引起讨论而形成共识。在*治决策中，共识性压力是十分有效的。另一方面，让执*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 摸着石头过河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路径。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中国现在不能再 不争论 了。时代周报：这张路线图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民权、民生过渡到最终实现民主宪*的目标？这种顺序是基于何种考虑？于建嵘：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解决任何社会*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者所接受。*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改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中国县级*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情况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但地方冲突仍然不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于建嵘：总的来讲，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到了去年，情况又不一样了。原来大多是针对个体的维权，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是农民工的骚乱引发的族群矛盾，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的容忍度在降低，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情绪越来越需要宣泄。这与去年的经济形势有关，去年整个股市低迷，社会没有一种往上走的感觉，由经济原因引发社会心理变化。尤其是农村问题突出，过去农民的抗争主要是抗税，取消农业税以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总体而言，国家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在改善，但在城市周边地区，*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关系在恶化。而税费与土地对农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税费只是拿走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土地却是拿走农民的命根，所以土地问题闹得越来越严重。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农村的环境问题在恶化。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是利益格局的变化，取消农业税之前，冲突当事人只有农民与*府，而现在还有企业加入，更为严重的是涌现了大量黑势力。过去为了收税虽然也有一些地痞流氓，但不是黑社会，现在为了征地和拆迁，出现了许多黑恶势力，所以整个农村出现了利益交织的局面，农村问题占了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地方*府与大公司联合，结果就是弱势者利益受损，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