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源头活水来
———域外诗选序
文/北塔
一、域外和域外诗概念辨析
“域外”这个概念的含义有泛义和狭义两种。这取决于人们对“域”这个字的理解和界定。“域”的本义是“地域”“区域”，可以泛指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如“城市”“陆地”“海洋”甚至“天空”。覃子豪在题为《域外》的诗中说：
域外的风景展示于
城市之外、陆地之外、海洋之外、
虹之外、云之外、青空之外
只要在某个区域之外，都是“域外”。
国家也可以被理解为“区域”。特定意义的“域外”指的是“国外”，即“国境线之外”，也可称做“外国”或“异国”。
因此，“域外诗”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外国诗”。如施蛰存选译的《域外诗抄》就是他翻译的英、美、古希腊、波兰、西班牙、法、比利时、丹麦等八个国家的诗作合集。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年10月推出（印制质量较差，多年后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善本）。稍早，年，漓江出版社推出规模不小的“域外诗丛”。到年，出版了多种，都是外国诗歌的汉语译本，影响颇大，本人就买了其中几种。或许由于急忙推出，有点慌不择译，有些诗的译文不忍卒读。
本书中“域外”指的就是“国外”。因此，本书中没有一首诗、一篇文章是关于港澳台的。
我们之所以不用“异域”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异国，即外国；二是泛指华夏王土以外的所有番邦，包括周边的异族*权。而不同的异族*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华夏朝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情况，有时是在行*上直接归属于华夏朝廷，有时是完全独立于华夏朝廷，有时是貌合神离（名义上归顺了，实际上自成一体，哪怕进贡也是为了得到多倍的赏赐）。笔者以为，只要外藩没有真正纳入中原行*体系，完全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比如像越南、朝鲜、日本等历史上所谓的附庸国（或称“附属国”），都可以称作“域外”
以上是从地缘*治的角度谈域外诗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还可以从创作者经历的角度谈域外诗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作者在任何地方（包括本国）所写的外国题材的诗歌，这些题材可以来自直接经验也可以来自间接经验——比如道听或阅读；即，只要题材是外国的，都可以算作域外诗。狭义指的是作者必须有外国游历的直接经验，对笔下所处理的事物，必须眼观其形，耳听其音，身临其境，不管体悟是深还是浅，他所表达的必须是现场的体悟。比如，魏源一生创作了近首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西洋名物的，如“夷船”“夷技”“洋琴”等，居然有近90首是关于大英帝国的鸦片的。因为他是林则徐禁烟运动的得力干将，所以颇为了解鸦片，也多谈鸦片及其危害。但是，魏源的足迹最远只到过澳门和香港。所以，我不同意有些学者把魏源的这些所谓外国物体的诗归入“域外诗”。假如这些也算域外诗，那么现在中国满大街都是洋货，写这些洋货的作品就都是域外诗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明末清初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尤侗（年—年）是苏州府人，算是我的同乡先贤，才学了得，曾被顺治皇帝誉为“真才子”，被康熙皇帝誉为“老名士”。有不少人说，他的《外国竹枝词》是中国诗人最早创作的外国题材竹枝词专集，所涉及的国家还颇多，主要有今日本、印度、索马里、孟加拉国、埃及、西班牙、阿富汗、肯尼亚、土耳其、沙特、伊朗等；但由于他老人家从未曾出国，其写作的资源全部都是文献资料（怪不得他那么早就可以涉笔那么多国家）；所以也不符合本书对域外诗的定义。
总之，域外诗指的是中国诗人根据自己在国外的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国外题材的诗。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脚踏出国门（不包括在国内写外国事物），第二个必备条件是所写必须是外国题材（外国元素越明显越合格，如果没有外国元素则基本不合格），黄遵宪所谓“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如果要放宽一点的话，还可指寓居国外的中文诗人所写的关于他所处国家和中国之外的题材的诗。因为我们认为，界定诗歌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国籍，不如说是语言，更不如说是文化、思维和观念。域外诗可以有而且我们鼓励要有中国的文化、思维和观念的元素，但不应该以中国元素为主，而应以外国元素为主。中外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互补，也可以冲突。冲突可能更有认识价值和美学张力。
二、中国域外诗写作的第三次高潮正在到来
从年代末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都在加强。中国人包括中国诗人出国的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
当前中国诗人当然没有被掳到域外的，也没有为了建立军功而投笔从戎到边疆去行军甚或打仗的，也极少外交官等食禄者一边出去公干一边写诗。那么当代中国诗人有哪些出国途径呢？
（１）官方派遣出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部以及各地作协等文化机构时不时派遣或大或小的代表团出访。这类出访的特点是层次比较高，人员比较少，考察的国家和地方也比较少。官方派遣出访的代表团中不乏诗人。他们都写下了域外诗，但总体数量不多，质量也不太令人满意。这可能是因为体制内的大部分诗人本来就有内在的束缚，再加上参加的都是官方的活动，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比较繁杂，导致诗人们在异域环境中从言行到思维都相对谨小慎微，缩手缩脚，缺乏诗歌创作所需要的那种意兴湍飞、灵光亢奋的氛围。当然，这只是就域外诗写作的条件而言，与此类代表团出访的主旨并无大碍，对出访的成功也没有影响，因为出访的目的是交流，而不是创作，域外诗只是出访的副产品，甚至可以说是诗人夹带回来的一点“私货”。
（２）年代初，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后，出国留学的人数井喷式增长，有的毕业后选择定居甚至入籍在外国。留学生中不乏诗歌爱好者，有的后来成为相当成熟的诗人。留学生诗人群体庞大，素养较高，他们写了非常多的域外诗。
（３）中国的对外贸易极为繁荣，每天有大量商务人士出境，去参加展览或谈判或看货，其中有些是诗商，他们在商业活动之余，会在域外读书写诗。本书中的梅尔和倮倮就是这样的代表。
（４）这些年很多诗人（包括集子里的所有诗人）都有出国旅游的机会和经验，这种旅游跟家里人甚至陌生人同行，那种场合的主观诗意取决于个人，几乎没有相互激发的可能；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写作诗歌的动力不够，域外诗的创作数量也不多。本书中的陈波来曾经当过国际导游，旅游对他来说也是商务。他在辛苦万分的工作行旅之余，还坚持写诗，难能可贵。本书中的赵剑华和王桂林等都有亲属在国外，从而有过探亲游的经历，也都有诗为证。我本人曾经带着家人专程从缅甸去柬埔寨的吴哥窟，写下一大组，也是可观的收获。
（５）还有一种更稀少的但不能忽略的，是在极特殊时代语境下由于极特殊原因，某些诗人或完全迫于压力或半自我流亡到域外，并且比较长时期地甚至可能大半生都会在外漂泊，时不时为了生计而变换住地；哪怕长期定居在某地，在精神上也可能有流浪感。他们写有大量域外诗，而且质量都相当高，成为古今中外异常发达的“流亡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６）随着文化学术交流渠道的多样化，中外诗人之间交往的许多民间窗口被打开。这种民间模式可以分为个人和群体两种。有些中国诗人直接被外国同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