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是否有“较好”的种族主义？《纽约书评》作者GaryYounge通过梳理欧洲支持美国黑人抗击种族主义的历史，向读者呈现出了种族问题在欧洲的复杂样貌。在许多欧洲人为发生在美国的种族惨案痛心疾首时，另一部分欧洲人却对欧洲的殖民行为视若无睹。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虚伪”的背后，种族主义并不存在“好”与“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存在的种族主义都应该成为人们抗争的对象。
年9月，在威尔士的兰斯特芬（Llansteffan），一位名叫约翰·佩茨（JohnPetts）的彩绘玻璃艺术家正在收听广播。当时，他听到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第16街浸信会教堂的星期日学校内，四名黑人女孩死于爆炸谋杀的消息。
这则消息使得身为白人和英国人的佩茨感到万分难过。“作为父亲，我自然对孩子们的死亡感到震惊，”佩茨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WarMuseum）存档的一份录音中说，“作为一名一丝不苟的工匠，我被那些彩绘玻璃窗户的破碎给吓坏了。我对自己说，天哪，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佩茨决定利用他身为艺术家的技艺，让人们团结起来。“一个想法无法成为现实，除非你采取行动”他说，“思想本身没有真正的生活意义，除非人们通过采取行动来支持它。”
在威尔士主要报纸《西方邮报》编辑的帮助下，佩茨发起了一项呼吁，向社会筹集资金来更换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我不会要求任何人给我超过半个克朗（相当于当时的一毛钱）的资金支持，”编辑告诉佩茨，“我们不想让某个富人付整个橱窗的钱。我们希望威尔士人民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两年后，阿拉巴马州的教堂安上了佩茨制作的窗户，窗户上布满了蓝色的阴影，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基督，他低着头，双臂在他的上方张开，就像他在十字架上一样。基督悬在“也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字样上。（文字摘自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欧洲人对美国黑人有着深切的认同感，而这份认同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尤其是在黑人经历危机、采取抵抗和遭受创伤的时期，这份认同尤为强烈。国际主义和欧洲左翼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对于黑人的支持态度的发展。如保罗·罗伯逊（PaulRobeson），理查德·怀特（RichardWright）和奥德丽·洛德（AudreLorde）等音乐家和作者将在这里找到意识形态的家，有时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真正的家。
北爱尔兰天主教作家兼编剧罗南·班尼特（RonanBennett）告诉我：“从很早开始，我的家人就支持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和民权运动。”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英国人错误地囚禁在臭名昭著的北爱尔兰长格什（LongKesh）中。“我们对美国黑人有一种本能的同情。许多肖像画甚至国歌，例如‘我们要战胜一切’，均取自美国黑人。到了或年，我对激进的黑人运动主义者如鲍比·希尔（BobbySeale）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Cleaver）的兴趣比对马丁·路德·金的兴趣更大。”
但是，这种与美国黑人达成政治认同的传统，也为欧洲大陆上存在的自卑感留下了余地，因为它试图用一种道德自信，来掩盖自身相较于美国在军事及经济上的弱点，而这种信心，轻易地忽略了欧洲过往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现状。
时间回到年，当时英国正在展开对英国少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Lawrence）种族主义谋杀案的公开调查。同时，49岁非裔美国人詹姆斯·伯德（JamesByrd）的痛苦遭遇也传到了英国，他在德克萨斯州的贾斯珀（Jasper，）被3名男子逮捕。他们殴打了伯德，对他撒尿，将他的脚踝拴在皮卡车上，拖了超过一英里，直到伯德的头掉下来。在我当时工作的英国《卫报》的一次编辑会议上，我的一位同事谈到了伯德被杀的事件，并表示：“好吧，至少我们这里的人不会做这种事。”
那之后的几年内，欧洲的有色人种数量——尤其是在英国、荷兰、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城市内——大大增加。他们要么是来自前殖民地的后裔（“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因为您去过在那里”）；要么是较新的移民，他们可能是寻求政治庇护者、难民或经济移民。这些群体也试图通过，与在美国进行的、明显的种族抗争一起，来宣传和进行他们自己的、当地的种族公平抗争。
马尔科姆·X（MalcolmX）在其自传中指出：“美国黑人根本不知道数以亿计的非白人对TA的关心。”“TA不知道他们对TA的有着手足般的情谊。”
在伦敦，关于“黑命攸关”的抗议运动正在展开
在过去一周内，欧洲各地聚集了大批民众，表达他们对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引发的反对警察暴行抗议的支持。（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却很难跨越大西洋传到欧洲。在美国的抗议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布雷娜·泰勒（BreonnaTaylor）的名字在这里很少出现。年3月在肯塔基州，3名未持有搜查令的警察闯入泰勒和其男友的公寓，其男友与警察发生交火，泰勒被警察击中8次身亡）巴黎市中心弥漫着浓烟和催泪瓦斯，数千名抗议者屈膝举起拳头抗议种族主义和执法不公。在根特，掠夺了刚果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II）的雕像被盖上了标有“我无法呼吸”字样的头巾，并被泼上了红色油漆。在哥本哈根，他们高呼“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在斯德哥尔摩市发生了冲突；英国各城市内工党控制的议会换上紫色灯光以示团结；从米兰（那里有抗议的快闪族）到克拉科夫(那里他们点燃了抗议的蜡烛)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是抗议的焦点。而成千上万的游行者，从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到海牙，从都柏林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违反了政府下达的保持社交距离的命令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虽然跨国抗议并不新鲜，但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这些跨国抗议活动现在变得更加频繁。通过侨民和其他地方传播的有关警察暴行和大规模示威的图片和视频，可以迅速激发和激励大量民众参与抗议。建立和扩大这些联系的速度得到了加快，与此同时，这些联系的吸引力也在增强。特雷冯·马丁（TrayvonMartin）（特雷沃恩·本杰明·马丁是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17岁非裔美国人，他于在佛罗里达州被乔治·齐默尔曼枪杀，而齐默尔曼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并且未被判处谋杀罪）是欧洲人家喻户晓的名字，而埃米特·蒂尔（EmmettTill）（埃米特·路易斯·提尔是一名14岁的非洲裔美国人，年，他在密西西比州被处以私刑致死，原因是他被指控在杂货店内冒犯了一名白人妇女）则从未那么有名。
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反映。美国通过政治发展，在经济、环境和军事上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文化上，美国有着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延伸到了非裔美国人身上。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对美国黑人文学和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对我出生和长大的英国地区的黑人文化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于我父母的故乡，加勒比地区的黑人文化的了解。美国黑人在散居海外的黑人群体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因为，尽管美国黑人在美国境内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他们的影响力是其他黑人少数群体所无法企及的。
因此，在整个欧洲，我们知道特雷冯·马丁（TrayvonMartin），迈克尔·布朗（MichaelBrown，布朗是一名18岁的黑人男子，他在年被弗格森市28岁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开枪打死）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的名字。年，杰里·马斯洛（JerryMasslo）逃离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却在那不勒斯附近被种族主义者谋杀。他促成了意大利第一部，使移民身份合法化重要法律。但在意大利以外，他的名字却无人知晓。同样，年，15岁的挪威——加纳黑人男孩本杰明·赫曼森（BenjaminHermansen）在奥斯陆被新纳粹分子杀害，他的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促成了全国性的反种族主义奖的设立，但是这个故事在挪威外的地方也很少被讲述。（尽管，基于一个偶然的相识，迈克尔·杰克逊确实把他年的专辑《Invincible》献给了本杰明，但我怀疑即使是他最忠实的歌迷也不会领会到这个信息。）
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