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从海洋开始。
伟大的航海探险都离不开航海图的指引，这些传奇的故事也都在一幅幅航海图中留下了特殊的记录。凭借越来越完善的航海图，航海家们离开家园驶向海洋，让世界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从分裂走向整体。
《海上一千年：张航海地图中的世界》集中展示大英图书馆珍藏的余幅罕见航海图，追溯了航海图一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也还原了欧洲人探索世界、对海洋的了解日益增加的历史。本文摘选书中的精彩片段，与大家分享。
01.
风玫瑰：实用的物哀
最基本的航行方向是通过太阳的位置来确定的：东边与西边对应着日出和日落，南边与北边对应着光亮和阴暗。在夜晚，星辰同样是从东边升起，围绕着一颗恒定不动的北极星旋转。虽然人们对于太阳的行进路线已经非常熟悉了，可是它难以直接观测。但在夜空中，通过一个核心的坐标点，就能为熟悉水路的老手们提供一张更容易使用的“地图”。希腊的天文学家阿拉托斯（Aratus）曾形容小熊星座道：“通过她的指引，希东人（腓尼基人）能够掌握舵轮的方向，行驶出笔直无误的航线。”小熊星座包括北极星和自远古时代就与它呼应的北极二星（Kochab）。荷马也佐证了绕极星（CircumpolarStars）的重要性，它们永远都在空中闪耀着：
大熊永回旋
翘首向猎户
微步临深渊。
《圣经》中《使徒行传》的作者圣保罗曾这样描述航行者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境：“太阳和星辰都已经消失好几日了。”
除了天文导航可以作为重要的导航手段以外，似乎最早的气象学就是借由风确定航向的知识体系。经验丰富的地中海航行家能轻松地分辨寒冷的北风和温暖的南风，以及呼啸的西风和凉爽潮湿的东风。一共8种风向，各有各的名称，它们经常被刻制在一枚有8个角的星星上，叫作“风玫瑰”（WindRose）。这样辨认风向的工具被带上甲板，虽然不是通过磁性而是依靠航海家对风向的解读来寻找方向，但它也充当了某种形式的“指南针”。
亚里士多德在他自己的《天象论》（Meteorologica）中认可了这种体系，还增加了两个风向—东北偏北和西北偏北，确定了10种风向。实际上，他的模型将日出和日落作为两个至点形成一种环形的视野图像。亚里士多德后一个世纪，罗德岛的蒂莫西尼（TimosthenesofRhodes）设计了一个12角的风玫瑰，用风的发源地的国名来给它们命名。这套12风向的体系一直留存到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它们出现在中世纪欧洲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上，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图师会在地图的边缘用不同的人脸来表示这些风向。雅典人大约于公元前年建造的风塔就有8个面正对着8个不同的风向，它被当作一个公共的指南针来使用。
02.
郑和下西洋：惊鸿一瞥
事实上，有好几个与航海毫无关联的因素影响着14世纪的西欧，使其停止了探索世界的步伐而变得越来越孤立。首先是年至年间席卷整个欧洲的大瘟疫——鼠疫，从君士坦丁堡到波罗的海，夺走了万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整整1/3。这场瘟疫对于社会生活、贸易与旅行的影响是致命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害怕与他人接触的恐惧，且直到瘟疫缓解好几代之后，这种普遍的心理障碍才慢慢消失。
另一个人为的、拥有相似巨大影响力的事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征服。年前后，他们在自己的根据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北部建立了颇具规模的政权，而到了年，这个伺机而动的民族就已经将土耳其全境、希腊和巴尔干全部收入囊中，并随之开启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篇章。在全部拜占庭势力被肃清之后，负隅顽抗的君士坦丁堡也终于在3年后拜倒在这位新统治者面前。改朝换代自然严重地影响了热那亚与威尼斯两座商贸之城的财路，尤其他们还是全权负责将从黑海来的货物继续输送到西方的交通枢纽。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很早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地了，所以奥斯曼帝国的这次进化实际上将东地中海地区整个封锁了起来。
因为大瘟疫、东方的威胁以及天主教会的分裂，所有的一切都在威胁着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稳定，这使得14世纪的历史看起来好像一团乱麻。在这之前的13世纪，蒙古人占领了中亚和西亚，为东西方打开了一条暂时的通道。与此同时，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于东方财富与文化的记录也在不断刺激着欧洲的开拓者。
但十分有趣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更先进的远东国家——虽然当时还比较闭塞——却真正率先与欧洲建立了实在的联络。各种各样的证据，比如钱币、陶器和其他形式的艺术品，都见证着中国自10世纪起与东非进行的各项贸易往来。年，在三宝太监郑和的指挥下，中国开启了一场兼具探索性与商业性的远航之旅。如果现今保存下来的记录准确无误的话，那么这场远征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大型宝船62艘，吨位甚至可达0吨，能搭载约3.7万名随行人员，还有数不清的武器与商品。从南京起航，这支舰队顺风南下，途经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然后调转方向朝西，横跨印度洋到达孟加拉国，再至锡兰（今斯里兰卡）南岸。之后的30年间，郑和的舰队又六下西洋，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至波斯湾，到过亚丁湾，甚至远至红海岸的吉达港和东非的蒙巴萨港。甚至有记录说郑和曾到达过好望角，在那里眺望过整个大西洋。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与目的，至今众说纷纭，但所到港口都对中国的君王称臣纳贡却是证据确凿的。远航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由于远航的策划人——明成祖和执行人郑和的相继离世，下西洋被迫停摆。遗憾的是，郑和的一系列伟大的远航却没有留下任何航海图，这场远航运动也可以说没有为地区经济带来永久的影响：它既没有设立殖民地，也没有催生贸易帝国。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段。或许如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在整个亚洲和非洲的港口宣扬了天朝的国威，树立了自己的“霸权”。他们或许真的航行至大西洋，北至欧洲或者西至美洲也未必是天方夜谭。70年之后，当寥寥几艘葡萄牙帆船到达南亚时，他们发现当地人并未对他们这样的外来客表示多大的惊奇。如果当年中国在这些地方宣誓了主权，那么欧洲在亚洲和太平洋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完全不同。
03.
教皇子午线：瓜分未知世界
几千年来，海上霸权一直是以谁掌握地中海决定的，然而从哥伦布到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nCorts），欧洲的海上力量逐渐延伸到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的第一次探索浪潮迅速转变成一种贪婪的贸易文化。自从迪亚兹成功地绕过好望角以后，瓦斯科达伽马也在年踏上了印度的土地。之后，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弗朗西斯科德亚美达（FranciscodeAlmeida）、卢多维科迪瓦尔马（LudovicodiVarthema）和弗朗西斯科塞朗（FranciscoSerrāo）也无情地占领了果阿、忽里模子（Ormuz）、中国澳门、马六甲和帝汶岛。香料、丝绸与其他珍贵的物产则由一艘艘船只运回了里斯本。
同一时间，黑奴贸易在西非迅速地发展起来。大多数黑奴通过葡萄牙人的船被送往巴西，最早到达巴西的是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lvaresCabral），他在年意外发现了巴西。为了避开南大西洋的东南信风，葡萄牙人从佛得角群岛（CapeVerdeIslands）就早早开始往西南方向航行，然后向东到达好望角，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卡布拉尔发现了巴西。这条线路充分展现了葡萄牙人对航海的信心，因为他们首先沿着西非海岸测量出了好望角的纬度，以及当航行处于逆风和逆洋流情况下的各种数值。有了这些知识，他们可以找到更容易的航路，即使它可能会更长，但他们始终相信能够到达自己的目标。
卡布拉尔登陆巴西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Ⅵ）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发现土地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决议是在亚速尔群岛以西里格（League）的大西洋里划定一条假想的分界线，将这条线以西土地授予西班牙，以东土地则授予葡萄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ofTordesillas）中同意了这一领土的划分。当时，里格的数值还没有标准化，但这个分界的目的显然是允许葡萄牙从东方航线到达印度，而西班牙则可以通过从西边的航线到达。但有意思的是，这条“教皇子午线”该在西半球的哪个地方相会，当时却没有定论，不过在那个阶段，他们也没有遇到这个纷争就是了。
在年，南美大陆东海岸线的走向还是个未知数，但卡布拉尔在赤道以南16的地方登陆，毫无疑问是在“教皇子午线”规定的范围以内的，因此这就将新世界中很大的一块土地划在了葡萄牙的名下了。而麦哲伦航行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不断地西行来证明神秘的香料群岛位于界限以西也就是在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的领土范围内。麦哲伦虽然是一个葡萄牙人，当时却在为西班牙效力。
04.
极地：地图的最后一笔
另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线——从欧洲到白令海峡的东北航线是在年由瑞典人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AdolfErikNordenskild）发现的。在19世纪末，由于没有任何确切的极地地形图，再加上冰川的确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在漂动，探险家和科学家们都怀疑北极并不是真正的大陆，而是一片冰封的海洋。这个想法被挪威的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从年到年间进行的北极远征“证实”了：他让船搁浅在浮冰之上，随着洋流漂浮了英里，一直到离北极点几度以外的地方。
相比之下，早在19世纪20年代对南极洲的第一次观测就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有着山脉和冰川的大陆。俄国人戈特利布冯别林斯高晋（ThaddeusvonBellingshausen）在年到年间，指挥的俄国探险队发现了南极洲大陆，并成功地进行了环航。他开启了人类对南极洲大陆长达80年的地形勘测，尤其是针对威德尔海（WeddellSea）和罗斯海（RossSea）海岸线的考察。尽管南北两极在自然环境上有着根本的差异，但在陆地到极地的通航、科学考察、经济前景比如发展捕鲸业等海洋资源开发活动上，南北两极并没有什么不同。
极地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北极地区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才逐渐显现出来。极地探险因此成了一场没有实质性回报的国际竞赛，怪异地将科学、个人勇气和国家竞争交织在一起。13世纪，马可波罗开启了欧洲探险的历史，到了20世纪，南森、阿蒙森、欧内斯特沙克尔顿（ErnestShackleton）这样的英雄探险家用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克服严苛的自然环境，书写了辉煌的终章。
05.
战争与科技：再见，航海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海洋。在全面战争时代，商船和海军一样被无情地卷入其中，战争中产生的特殊航海图数量庞大，包括雷场图、沉船图、部队登陆图、护航航线图等。战略战术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航海、制图和海洋学的研究与发展。正是在这场战争中，电子技术革命性地改变了定位的方式与手段，首次提供了一个独立于观察和计算的自给自足的系统。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无线电的出现而投入使用的无线电指向标，就帮助水手们克服了古老的航海宿敌——黑暗和海雾。无线电通信同时对计算时间和确定经度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由电驱动的陀螺罗经（Gy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