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公司在进行针对美国贸易壁垒的对应，出于好奇心，我顺手看了一些北欧过去*策和发展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他们的人口发展很有意思。从北欧的经验来看，即使不考虑移民，经济发达之后的出生率下降也并非不可逆转。相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育率反而会随之提高。
当然，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经验可能对中国没有太大实际意义，所以此文旨在让大家多了解世界，多一个谈资罢。
看一看北欧的生育曲线就会发现，他们在二战后的生育率就非常与众不同，婴儿潮强度很低，结束得也特别早。四个主要国家分别在~年间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生孩子的个数）跌破2.1更替线，同期整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则还维持在2.左右。
这里面有气候和文化原因（丹麦研究指出，相比炎热气候，寒冷气候会让造人活动频度下降4%），但更大的原因也许是北欧的地缘：由于夹在冷战双方之间，北欧不得不偏向中立，瑞典芬兰一直都没有加入北约，丹麦挪威冰岛也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因此受到北约内部制裁。五国的外交如履薄冰，作为中轴的瑞典更是不得不维持着一只庞大的“中立军队”：三十万陆军，五十万预备役和世界第四的空军，甚至还在五十年代开始建造核反应堆。可以想象，如果你活在这种可能明早就被原子弹或者钢铁洪流删除的环境下，养育下一代的意义就非常可疑。年，北欧最低的芬兰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1.49，六年后丹麦更是跌至1.9，成为全世界的生育洼地，眼看要到亡国灭种的关头了。
然而神奇的是，在最低点徘徊了将近十年后，年开始，北欧的出生率出现显著回升，从1.9一路上扬，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生育率则开始了无止境的下跌。年，北欧最低的丹麦总和生育率突破1.7，第一次超过了同期欧洲平均值（当时已经跌至1.71）。一年后的4年，北欧最低总和生育率继续突破1.8，而当时中国已经飞速跌至1.74，七年间每个妇女平均少生了整整一个娃。这也是有数据记录以来北欧这个极寒之地第一次在总和生育率上超过中国。
在人口研究领域，一般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6以后，文化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之后生育率将无法出现持续上涨。然而北欧四国却是例外，在总和生育率下跌到极低1.4并无战争天灾作用下，生育率却出现了二十年的反弹和稳定，挪威更是在年突破了2点大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欧四国中起码有三国的出生率增长和外来人口基本无关，因为丹麦挪威和芬兰在移民*策上都是偏右的，收留的难民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有不少专家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最终发现，也许过去的“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是个错误的结论，两者的关系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如果说发达的经济如何对生育率起正面作用，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福利”，比如北欧平均生一个娃夫妻双方加起来有最少六个月假期，小孩每月有一千五人民币补贴，除了幼托，其他教育包括大学统统不要钱等等。然而在很多专家看来，这些其实不是刺激生育上涨的主要原因，因为上述的所有*策北欧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实行，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十多年的人口大衰退。事实上大家也可以自问，如果*府接下来准备延长产假至六个月，为每个小孩提供当地平均收入7%的补贴（在上海大约是每月多块钱），并且把高中大学每年七千左右的学费减免，你就一定会生孩子了么？未必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北欧的生育率上涨呢？其实是一些我们挺难想象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就是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在社会发达后离开城市中心，重返郊县和乡镇的趋势。研究表明，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其实对生育率有极大影响。想象一下如果你住在深山老林，房屋一千多平，树林三千多亩，四近十公里没活人只有狐狸野兔傻狍子。这种环境，不生四五个看家护院估计晚上都会瘆得慌。生活在乡野之中，舒适感和孤独感都会加强生育的需求。相反，如果在逼仄的环境里，比如小房子、挤地铁、一个红绿灯下站着两百号人，造人的欲望就会大大下降。
欧洲的中产在上世纪末城镇化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向郊县迁徙的历程。在丹麦，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仅有二十六万人口，其他城市则都不超过二十万，并且即使是这些统计中的“城市居民”，超过一半也居住在距离核心城区三十公里的下属郊县当中。在这些家庭中有超过两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极低的实际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触底反弹的重要保障。
当然，这种“反城镇化”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出现的现象，因为低人口密度意味着高额的基建和服务成本。我老板就住在瑞典的深山，院子里有个上千平米的湖，可以在里边泛舟，一切看起来诗意极了，直到有一年瑞典大风暴刮断了电线，他靠柴油发电机坚持了一个多月才等到*府修好。其间因为要给自己和养的牛马供暖，烧了三百多升四千多块的油。而就算是在非紧急情况下，他家的垃圾车来一趟都要收费一百多块。简而言之，如果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没法养活那些驱车上百公里就为了送一个包裹的快递小哥，那所有人就只会在丛林深处回归原始社会。所以对中国而言，这一条可能言之尚早，但控制大都会区的人口总量，强化三四线城市的服务功能吸引人口，对生育率应该还是有正面影响的。
欧美专家总结的第二个原因其实是最让我意外的，那就是女性的地位和保障提升。一般认为，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然而在北欧这个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其中到底是什么出现了变化？这就要分析北欧当前婚姻和家庭的观念了。
在北欧，最近二十年来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吓人。丹麦一项统计表明，年后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都是非婚生子，虽然这其中绝大部分其实是稳定的非婚同居关系（我的同事里就有不少同居二十年生了三四个娃还没领证的），但依然得承认，这个事实反映出民众尤其是女性对婚姻的依赖很低，所以在做出同居决定时非常轻松。
事实上，有很多专家认为正是女性对婚姻态度的转变真正导致了北欧生育率的大幅增长。因为瑞典和丹麦的同居法都刚好出台在年，其中规定了对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护*策，包括社会和男方的责任义务。这部法令再加上十多年来女权运动造成的价值观变化，彻底打消了许多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顾虑。既然我生了娃照样会有男人追，就算没人追我也能找到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顶不济还可以起诉那丫的顺便问*府要钱，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种转变，最终导致在北欧“事实婚姻”的门槛非常之低。这和中国结婚必须车房，一边是大龄魔法师一边是大龄剩女的情况非常不同。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女性对婚育的恐惧心理与其社会地位的关系，其实可以发现中间存在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的女性社会地位极低，生存权几乎和男性与家庭绑定，这种情况下她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生育来保障生存，这就导致旧社会和穆斯林地区生育率一般非常高；第二个阶段中女性得到了通过劳动提升地位的机会，由于依赖自己总比依赖她人要安全的多，这种情况下很多都会选择降低家庭和生育的比重来提升自己，这也是大部分妇女刚刚进入社会的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根源；但到了第三个阶段，由于保障和法规的完善，女性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会真正影响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地位了，这种安全感让她们在对待结婚和生育时更多的遵从本心，而非参杂利益思考。这种情况下，生育率虽不像第一阶段那么高（在第一阶段，生育其实是女性保护自己的惟一武器，所以会有额外动力），但会比第二阶段高出不少，更重要的是，本质上这是一种安全环境下的自由选择。
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深挖这个观念，就会发现这种安全感不仅仅影响着女性在生育中的决断，还牵动着社会的每个性别与阶层。这一点在北欧历史上就有很好的体现，除开冷战时间的低生育，年金融危机后，北欧四国的生育率又开始出现下跌，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到年前的高点。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福利，社会居住方式还是女性权益其实都没有变化，而最主要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整体安全感下降了。
在年前的北欧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其实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即使流动性不高，但起码每个阶层的生活质量都还不错，尤其是在北欧阶级间的差距本身也已经很小了。但在危机之后，这种想法已经悄然改变，一个身边的例子就是学校选取方面。丹麦择校完全看注册先后，很多家长依然懒得为了本地几个学校间的些微差距去提前跑注册手续，有些甚至等入学前几个月才开始操作。而现在，我所在的地区有一家教育水平据说略好一些的小学（同时教授丹麦语英语和德语），基本上家长在小孩三岁时就开始排号，有些甚至刚出生不久还没有选择幼儿园就已经开始选择小学。我的一个丹麦同事老头抱怨现在人心不古，而站在旁边的我，却感到一丝丝熟悉的凉意。
丹麦近期的调查中，富裕家庭的生育率并没有变化，整体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较低层出生率下降，尤其是选择不婚和丁克的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在我看来，这就是部分资源不足以抵消下一代发展风险的家庭正在选择放弃。尽管北欧四国近三年来经济已经开始恢复，但恶化的周边形势依然如同漫过堤坝的洪水，淹没了一批能力和信心相对不足的个体，让他们最终在时间的长河里，彻底消失了痕迹。
在安全感低下的社会里，民众会自发形成一种竞争氛围，导致家长必须用资源和投入来确保下一代能维持现有阶级。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补习班学区房家教费以及对小孩学习活动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