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多年间，我们在全国各个城市，都逐步建立起了音乐演奏厅，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也能听到一场优美的、震撼人心的古典音乐演出。但我们对古典音乐的欣赏，还没有到普及的程度，它似乎一直停留在高高的“庙堂”之上，是优雅、小众的代名词。
如何促进古典音乐的普及？关于欣赏、演奏古典音乐的方方面面，我们近期专访了俄罗斯著名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VasilyPetrenko），听听他怎么看古典音乐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中国的发展与推广。
瓦西里·佩特连科（VasilyPetrenko），著名俄罗斯指挥家，年佩特连科生于圣彼得堡，在俄国最古老的音乐学院－－圣彼得堡卡佩拉男孩音乐学院接受音乐教育。之后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乐团担任首席指挥。年开始，担任皇家利物浦乐团担任首席指挥。
《留声机》“年度艺术家”瓦西里·佩特连科
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
采写
新京报特约记者张璐诗
发自奥斯陆
两年前，在罗马尼亚的夏季音乐节第一次看瓦西里·佩特连科（VasilyPetrenko）指挥利物浦爱乐乐团的现场。坐我旁边的匈牙利女士，她一边看一边不自禁对我这个陌生人耳语，赞美眼前的指挥家：“如此轻盈，如此飘逸”。已快40岁的佩特连科，神情举止都仍然有一种男孩子气，但当时他已经担任这个全英国最古老的管弦乐团首席指挥达10年之久。而且自他上任以来，利物浦爱乐从专业水准到门票销量都大有提升，甚至有了“俄罗斯之外演绎俄国音乐的最佳乐团”之誉。原本乐团只与佩特连科签了三年合约，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续签，最近利物浦爱乐为他开出了一纸上不封顶的合约，不出意外的话，佩特连科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
在利物浦的成功使得佩特连科在英国古典乐界地位稳固，年31岁的他先斩获了《留声机》杂志音乐大奖的“年度新人”奖，年则干脆拿下了《留声机》最重头的“年度艺术家”大奖。上周，在奥斯陆音乐厅的后台见到他时，佩特连科刚刚完成当晚演出的排练，手里正剥着一根香蕉当午饭。从/年乐季开始，奥斯陆爱乐聘任佩特连科担当乐团的首席指挥，与利物浦同样的职位，令人自然联想奥斯陆也许想复制成功。而佩特连科也确实再次证明了自己，即便前几年曾因为文化与文本差异造成“性别歧视“的误解，在挪威媒体掀起过不小的波澜。
《留声机》，英国权威音乐杂志。
于是在我们的交谈中，我特意请成长于欧亚交界点的俄罗斯人佩特连科，谈了不少他在英格兰、在挪威工作与生活时所遇到的文化碰撞。
经历过前苏联时期的“列宁格勒”与成长之后的圣彼得堡，佩特连科对于家乡的变迁很敏感。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随圣彼得堡合唱团到过哈尔滨、北京和上海，会找当地人闲聊，并捕捉到了熟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二十年间，佩特连科多次来过不同的中国城市，他并没有像许多西方音乐家那样对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发出惊叹，并做“中国是古典音乐的明天”的泛泛评论。他说的是：“我能分辨出这些城市中哪些是游客去的地方，哪些是本地人生活的模样，两者完全是两码事”。这明显是圣彼得堡子民的一种代入感。佩特连科对于中国的古典音乐发展也有自己的见解：“现在有许多音乐厅建起来了，但整个社会对西方古典音乐真正熟悉起来，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古典音乐大概是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吧？到达巅峰至少需要25年时间。”
佩特连科曾与陈萨、郎朗、王羽佳、宁峰等中国独奏家合作。去年12月30日开始，佩特连科携伦敦爱乐乐团进行了中国巡演，先后登台广州、深圳、上海与北京，带来柴可夫斯基、西贝柳斯、埃尔加等人的作品。今年夏天，他还将率领他担任首席指挥的利物浦爱乐来华巡演。此外，佩特连科率领的欧盟青年管弦乐团可望在未来两年之内到广州参与驻地艺术计划。
新京报：你在苏联时代的列宁格勒长大，长大后“列宁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这前后你察觉到有身份上的变化吗？
佩特连科：由于历史的缘故，圣彼得堡一向是个欧化的城市，与其他地方相比，没有那么“俄罗斯”。这个城市有一种文化自尊与骄傲，但我从小到大都觉得这地方是一个“大村子”，尽管人口有四五百万，家家户户彼此都认识。大家对自己的家乡了如指掌，那时还没有GPS导航，有人问路的话，当地人经常是直接把你带到目的地去。现在这已经很少见了，人与人之间有点疏离。这是因为很多人从外面搬进来，而很多人选择了背井离乡，比如说我。但与此同时，这个城市增添了许多适合游客的奢华设施。许多人追求舒适，马路上自然多出了许多车辆，但圣彼得堡是个历史城市，地底下都是水，重新规划城市十分困难，现在路面上经常堵车，八九十年代可不那样。
瓦西里·佩特连科，获《留声机》杂志年度艺术家奖，这是超过名《留声机》杂志读者和留声机网站访问者的公众投票结果。
新京报：你会经常回圣彼得堡看看吗？
佩特连科：有时候会回去，主要看望我父亲。工作的话，我主要在莫斯科，任俄罗斯国立学院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现在莫斯科的机会更多一些，薪水也更高。
有一点倒是改变了。我上学的时候，学古典音乐是件令人尊重和羡慕的事，因为学音乐最容易获得到西方国家去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学音乐在前苏联的竞争极其激烈，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孩子能够脱颖而出。但现在出国再也不是一件难事，同时，古典音乐家的薪水相比起以前也不那么优厚了，比如工程师就赚得比我们多，但要成长为古典音乐家，却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的过程，十分艰辛。基本上是没有童年的。这样一来，选择从事古典音乐工作的人比以前少得多了，乐团物色新血液时，可选择的人才也比以前少了。
新京报：你最初的古典音乐经验是怎样的？
佩特连科：我很幸运，看到了穆拉文斯基晚年的一场演出。那是年，我6岁，我母亲带我去爱乐大厅。当时音乐给我的感觉，我至今记得，当时他们演了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某段作品，下半场是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令我感受到一种震撼人的美感，老柴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俄罗斯音乐，可是我被布鲁克纳吓着了。并不是不喜欢，只是布鲁克纳的精神能量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太深奥了。可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纽约爱乐第一次访问列宁格勒的音乐会，我去了。伯恩斯坦的指挥风格太不一样了。我们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的教育都是：演绎古典音乐要很严肃，有种苦大深仇的感觉。可是看纽约爱乐的现场，我意识到音乐演奏可以如此明快，演奏员们在享受音乐，伯恩斯坦的风格能够调动起乐手的兴奋感。
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
长大以后，我听过一场阿巴多执棒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在一个容纳三四千人的屋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屏住呼吸，那实在是奇迹。我还记得有一次索尔蒂来访，指挥圣彼得堡爱乐，索尔蒂很坚持乐团按照他的处理去演绎作品，而乐团对他很抗拒，双方几乎要争吵起来了。但最终乐团还是按照指挥家的要求演出，而且是很成功的音乐会。当然，俄罗斯本土或附近的指挥家，像特米尔卡诺夫、葛杰耶夫、杨松斯的音乐会，我看了上百场。后来我出国上大师班，因为预算并不多，我想找一个离圣彼得堡不太远的地方。于是我选了爱沙尼亚，从雅尔维身上，我看到了诠释古典音乐的方法与手段可以那么丰富。在芬兰，我去上了萨洛宁的大师班，他对作品处理往往化繁为简，那次我意识到能做到“简洁”很关键。
我这一代有好几个指挥家的指挥事业十分成功：尤洛夫斯基、基里尔·佩特连科、基里尔·卡拉比茨等，我们都接受过俄罗斯的基础音乐教育，然后往西方去的大门打开了，我们得以学习各国的精髓。
新京报：你曾想过“为什么当指挥家“这个问题吗？
佩特连科：假如我不能当一名指挥，就算我干别的也能成功——比如小时候我数学很好，上大学前曾被推荐到数学系，但我知道我的人生乐趣会缺失掉一大块。指挥乐团时，我能够不断去发现自己喜欢的新课题，这时我就会回忆起乔治·索尔蒂对我说过的话。那时候我十八九岁，他来圣彼得堡演出，结束后我跑上去自我介绍，说自己刚开始学指挥，问他有什么建议。他说：“但愿音乐永远是你的爱好。”当时我以为他说我没法把指挥当职业，后来我才明白。
新京报：指挥也是领导者的角色。
佩特连科：可我不大在乎聚光灯是不是在我身上。指挥家的角色就是帮助演奏员与乐团发挥潜力，并为乐团与观众在音乐会现场建立起连系。指挥乐团的目的从来不是自我炫技，而是呈现一部作品有多么的好，多么有感染力。音乐会过后，头脑清醒，内心经过涤荡，对生命力的知觉会很明显。
VasilyPetrenko
新京报：你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之前，曾经找跟他认识的人交谈。你怎样理解他的作品？
佩特连科：在我看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中主要有三种主题：他所在祖国的历史、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以及写列宁格勒的历史。他经历过两次俄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因此他的作品多少是对历史事件的折射。而在他所有的交响乐作品中，你可以听见（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在逐渐改变。每次听他的交响曲、指挥他的作品时，我眼前都会浮现列宁格勒，想像在年代、年代某条街道的模样，画面栩栩如生。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画面感很强，因而很容易找到诠释的切入点。
没错，我找过几个跟他打过交道的人，他们跟我讲了一些小故事，跟我描述肖斯塔科维奇的性格是怎样的。据说他人十分内向，学识极其渊博，不怎么与外界打交道，毕生朋友屈指可数。他经常对事情保持怀疑态度，对真相直言不讳，但当他意识到他的直率言行会为他人带来伤害，他学会了保持沉默。在我看来，要不是他在晚年介入了这么多的*治活动，比方说被要求入*、在作曲家联盟中担任职务，他应该还能写出更多的音乐作品。他知道浪费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但也清楚这样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我跟几个曾经在他指挥首演的作品音乐会上演奏的人交谈过，还找来他的传记，老书新书都读，但我知道里面有很多都不是事实，都是作者自己的想像。因为他生前那么内敛，马克西姆和加林娜（肖斯塔科维奇的儿女）都没有公开过私人档案。有一部分官方书信流传在外，但我相信更多的书信不是被烧毁了，就是还在后人手里，不愿意发表。因此，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仍然很神秘。在录制他全套交响曲的那五六年里，我只能通过不同来源的阅读，拼凑出我自己对他的理解。
新京报：对所有作曲家你都做类似的案头准备吗？
佩特连科：最近录音的柴可夫斯基、埃尔加和斯克里亚宾都这样。埃尔加生活在英格兰的爱德华时代，对我来说有许多新奇的细节。斯克里亚宾也许是历史上最神秘的作曲家，我在这里跟奥斯陆爱乐录完了专辑的大部分，现在只剩交响诗《普罗米修斯》没录。我找了一本研究斯克里亚宾的书来读，要读懂他，还需要去看许多哲学的书籍，看布拉瓦茨基夫人、海德格尔、尼采的学说。要理解斯克里亚宾的作品，还必须去了解色彩、光与音乐的关系，还需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