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发现复原了维京时代几处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海泽比、比尔加和沃林等,它们之间的通联构成了该网络的核心地带。海泽比是9世纪弗里斯兰人东进贸易的桥头堡,也是挪威北部各部落出售兽皮、羽绒和蜂蜡的主要市场。
(一)北欧贸易网络的中心区域明确。据10世纪中叶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商人记载,此时的海泽比已成为“国际市场”,来自东方的大量银器和丝绸等奢侈品在此交换西欧制成品。这从出土的大量金银铸币中获得证实。
就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看,现已发现的外来铸币就有25万枚左右,其中,30%来自东方,主要是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迪拉姆银币,45%来自于德意志,17%来自英格兰,余下部分来自拜占庭、弗里斯兰、加洛林王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海泽比的本地铸币也大幅增长,甚至向外输出,远达瑞典北部、波兰和俄国。
比尔加在9世纪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葡萄酒输出地,后来发展成重要的货物交易中心。现代考古学家还在比尔加发现大量维京沉船、弗里斯兰遗存及阿拉伯制品。比尔加铸币是当时北欧最流行的硬通货,现已大规模出土于挪威、施勒苏益格、波美拉尼亚和丹麦等地。
本尼迪克森等据此认为当时比尔加、瑞典南部和哥特兰岛等人口稠密城镇已出现货币经济形态。沃林位于德维纳河口处,是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人的主要贸易点。为便于海上贸易,该城曾扩建码头、防波堤和灯塔。到11世纪时,以上诸港口城镇成为北欧贸易网络的关键结点,日德兰半岛就位于该网络的中央。
历史文献印证并复现了这一贸易网络的梗概:来自北海的船只溯埃德河和特瑞纳河而上到达霍利希施泰特,再经陆路向东到达海泽比。而据编纂于10世纪前后的《圣安斯加尔传》记载,海泽比与比尔加之间距离约公里,日夜兼程得航行20天。
盎格鲁-撒克逊人乌尔夫斯坦在其旅行见闻中记载,顺风情况下从海泽比到维斯图拉河口的特鲁索需7天。再据11世纪不莱梅大主教亚当记载,(在维京时代的航海技术下)从日德兰半岛各地到丹麦弗南岛需3天时间,从施勒斯维克到奥尔登堡需要7天。延此向东,经海路到达挪威的维肯需1天时间,再继续航行5天可到达特伦德海姆。
丹麦距诺夫哥罗德约公里,日夜兼程需航行30天。汉堡经陆上的“国王大道”到沃林需要7天,在此转乘海船至诺夫哥罗德还需14天。以上水陆交通在12世纪以后基本固定下来,成为常态化远程贸易的主要载体。
(二)北欧贸易网络存在边缘区或外围区。在北大西洋,维京人北上奥克尼岛、冰岛和格陵兰岛。在维京萨迦中流传着红胡子埃里克发现格陵兰,幸运者莱夫发现文兰,奥塔尔发现挪威北角并到达白海的传说。
挪威人在格陵兰的布拉特里德和艾因阿斯弗特建立起捕猎和物物交易的永久居留地,13世纪的北欧古文碑刻表明挪威人最远已到达北纬75°的巴罗海峡。Bugge还指出,10世纪时自白海到挪威北部再到西欧之间已经存在可观的规模贸易,年左右英格兰进口的动物皮毛很可能就是来自“极昼之地”。
在亚欧内陆,据托勒密记载,波兰北部的卡拉什很早就成为波罗的海和地中海间琥珀商路的交易中心。此外,毛皮和盐也是这条商路的重要商品。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庭文献记载了该商路的维系情况,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此商路上的斯拉夫人与加洛林帝国、基辅罗斯、大摩拉维亚公国及其他波罗的海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
维京时代里,瑞典人经罗马旧军道“赫尔维格路”到达基辅或经“瓦良格商路”到达诺夫哥罗德,然后沿第聂伯河南下到达黑海和君士坦丁堡,最远到达中亚的里海。近代考古学家在波罗的海沿岸发现的迪拉姆银币,在基辅至黑海的大河沿岸发掘的灯塔遗迹,在第聂伯河流域发现的阿拉伯、拜占庭铸币皆证实了这条商路昔日的繁忙。
瑞典考古学家还在—年,按12世纪的出行经验、技术和商路信息,用时天完成、证实了从波罗的海经维斯图拉河穿越喀尔巴阡山,再沿蒂萨河和多瑙河到达黑海和伊斯坦布尔这条古代商路。
维京时代北欧远程贸易的特征。地理集中的规模经济、收益的递增和累积以及运输网络效应是衡量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三个重要因素。但8—11世纪的北欧远程贸易并不符合以上考量标准,而且此时的远程贸易是在一个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不仅缺乏人身安全,还存在沟通滞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有限等困境,更没有保护商人的现代制度设定。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将此归类到一种“初级市场”的范畴。他指出,初级市场划出一条经济界线,标定出一个下限。市场之外的一切东西只有使用价值,进入市场狭窄之门后才拥有交换价值。但中世纪早期北欧远程贸易所展现出的市场特征比布罗代尔所说的“初级市场”还要初级,称其为“前初级市场”或许更适宜。其特征如下:
(一)贸易行为呈偶然性和季节性。尽管此时北欧贸易网络已见雏形,但贸易行为既不连续也不稳定,旅行商人易受战争、瘟疫、饥荒和气候变化影响,无法形成固定、安全的贸易路线,贸易脉络不通畅。如Thompson所述,中世纪早期前往东欧的勇敢商人必须不断变换路线才能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
另据世纪西欧拉丁文献《别尔京编年史》记载,年时,罗斯人曾出使君士坦丁堡谈判恢复通商,事后该使团无法从原路回国,因为此路已被野蛮人占据。奥塔尔远航北海—波罗的海常被视为探险行为;即使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瓦良格商路也并不稳定、安全,但凡*治变动或军事冲突,此商路就要暂停或变道。
季节性贸易是北欧贸易的另一个特征。因为海路(包括河道)在寒冬季节充满风险,因此,商人的出行时间多选在夏秋季节。据不莱梅的亚当记载,12世纪时挪威商人会在沃林过冬。前往诺夫哥罗德的北德意志商人也分夏商和冬商两类,后者通常在诺夫哥罗德过冬,而前者只在夏天寻求贸易。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与卑尔根、伦敦的贸易当中。可见此时跨地区的贸易往来周期漫长,频度较低。
(二)商品结构和消费对象单一。中世纪前期的北欧社会里,最受基督教世界欢迎的商品是香料、珍珠、丝绸、蜡烛、毛皮和精良器皿等奢侈品和宗教用品,消费对象为中上层的教俗贵族,尚不存在满足“大众消费”的市场供需关系。如东哥特人在其《审判书》中提到的进口物品有:黄金、白银、埃及象牙、腓尼基手袋和装饰教堂祭坛用的东方式帷幕帘布等,皆为奢侈品。
在异教时代的瑞典和挪威贵族陪葬品中,除武器、战马和贵金属外,最常见的制造品是来自莱茵兰的玻璃器皿,来自波罗的海西海岸的陶器和金属器具,来自远东的丝绸等。此外还有本地的毛皮、海象牙、海鱼、蜂蜜和琥珀,来自大陆的玄武岩石磨、皂石罐、铁器、水银、弗里斯兰梳子、布匹和东方毛皮、铸币等。
在易北河以东广阔的斯拉夫内陆,铸币甚至还未见流通,仍以亚麻等物品替代货币。即使在基督教化较早的西欧,社会中下层(主要是农民)通过市场完成交易的也仅是少数自己无法制造的物品,如器具和农具,并不存在市场主导的交易行为。直到12世纪商品经济复苏,集市和市场普遍兴起,商品内容才渐丰富。
(三)缺少职业商人阶层。10世纪末,北欧社会结构发生变动,海上民族在基督教化和农耕化之后趋于固着土地,形成了贵族(海斯米尔、雅尔、地方官或首领)和自由民(农庄主、自耕农)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
如《鲑鱼河谷萨迦》中记载,10—11世纪的北欧海盗家族中,除前几代仍从事海盗职业外,第五代、第六代和第七代人大多已变为富户、官绅或纨绔子弟;《尼亚尔萨迦》记载的两位主角贡纳尔和尼亚尔则都是自由农,拥有自己的农庄。
《尼亚尔萨迦》故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它贴近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半盗半商的社会职业已近消失,不过城镇化趋势又催生出新的市民商人阶层,他们完全脱离土地,以商品交易为职业,以盈利为目的,推动商业贸易由自然经济的补充行为和偶然行为向常态化过渡。
(四)脆弱的市场载体。除高卢保留着几处罗马时代以来的“都市”以外,当时整个北欧几乎不存在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城镇,贸易点多是临时性的交易场所。即使有年《苏瓦松法令集》这样的封建敕令———要求各地主教或领主在每个城市开设一个小型市场,但都非常设。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小市场出售的只是农副产品。对远方商品的无知难以形成强烈的商品交换欲求。8世纪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集市最具影响力,弗里斯兰人和萨克森人经常在此交易物品,但参与者也仅是加洛林王国的臣民。
地方集市的数量确实在增多,不过按皮朗解释,只有在商业业已消失的时候,这些具有补充性质的小规模集市才得以形成,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局限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经常光顾的也只是些非职业商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仍然出现了贸易网络的基本结点,如约克、比尔加和海泽比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视为当时北海—波罗的海贸易网络的三大支点。
从现代市场理论来看,这种贸易联系并非区域研究中所说的市场体系。这些勉强可以看做商业枢纽的城镇规模很小,人口稀少。如鼎盛时期的杜尔施泰德人口仅有—人,比尔加有人,海泽比约有人。
而诸如科恩托维克和里伯这样的港口贸易中心,其内陆腹地仅到勃艮第的边界,未再向更远地区拓展。最重要的是,这些港口城镇或贸易中心“维克”虽有市场但无城墙,且寿命极短。10—11世纪,由于*治或地理变故,杜尔施泰德、科恩托维克、海泽比和比尔加等城纷纷陨落,改名换姓或湮于历史。
因而对此时北欧贸易网络的定位,至多可将其视为北欧贸易区的雏形或初始阶段。直到12世纪,北海沿岸城市掀起城镇化浪潮,佛兰德城市复兴,布鲁日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区域贸易中心。
结语
在波罗的海南岸,由德意志移民建立的吕贝克新城取代斯拉夫旧城,标志着波罗的海城镇从早期斯拉夫聚居地步入普遍城镇化的先进阶段。佛兰德和汉萨商人就此成为北欧常态化远程贸易的新媒介,他们将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复兴或新建的地方集市、城市市场联结成市场网络,推动北欧区域贸易深入发展。